医疗体制不可能独立于大的社会经济体制之外，只能与之适应。在既有的、可借鉴的改革经验中，比英国更为适合的一个模板是台湾地区。

上世纪50年代，台湾只有公务员医保，台湾公立医院病床占全社会总病床数的比率高达九成。此后数十年间，台湾医保覆盖面逐渐扩大，1980年其公立医院病床占比已降至46%。1995年，台湾正式建立全民健保制度，到2010年，公立医院病床占比进一步下降到34%，而医院数量比重则降至16%。2010年时，台湾公立医院健保申报金额的市场占有率仅有31%，民营医院则高达69%。

通过发展社会保险来替代兴办公立医院，使台湾医疗体制逐渐从此前的“政府兴办医疗机构直接提供服务”模式，转向了“政府筹资补需方,民营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模式。在该模式下，台湾的医疗服务质量、宏微观医疗绩效以及患者满意度，均居世界前列，同时也显著减轻了政府负担。

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发达地区，台湾全社会的医疗总费用占GDP比重只有6.7%，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其中财政投入占比只有24.7%，远低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公立医院比重较高的国家，其国民满意度达到全世界第二。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台湾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基于其决策者对何种改革思路的选择，而是顺应了大的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方向。

行文至此，今时今日改革的泥沼之处显而易见。仅仅靠学者建言、媒体发声、患者抗议，都难以推动改革大刀阔斧地前进。好在改革终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无论是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医改形成的带动作用，还是不断释放的医疗需求对供方形成的倒逼压力，都能让我们对改革依然充满期待。

改革的目的在于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形成更趋完善的社会结构。官员、学者、医院管理层、医生乃至患者，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同时，需要承认，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医疗卫生体制自身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通常也不能仅仅依靠医改，每一个身在其中者都应该深刻反思，也许这才是改革背后更大的意义所在。任何仓促定论、拒绝深究的态度，对历史，对社会，对艰难推进的改革，对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