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没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也没有公开透明的外部监管， “全民所有”的公立医院，普通民众无从有效参与治理，也无从平等享受其服务。凭借行政化的公立医院，想要提供优质、价廉、便捷、有“公益性”的医疗服务，最终却是目标与结果的分裂。

一方面，国家逐年加大财政投入，希望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另一方面，独自膨胀的公立医院又使得看病更难、看病更贵。规模越来越大的三级医院，利用行政垄断地位，以及国有事业编制制度对医生的束缚和垄断，凭借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和全民医保带来的医疗需求增加，大规模扩张，形成愈演愈烈、后果越来越严重的虹吸效应。

凭借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级制，三甲医院垄断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医疗资源，使本可在基层社区就诊的患者，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甲医院;由于在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级制下，在三甲医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提升机会，本应在社区提供全科服务的优秀医生，以及本该在二级医院提供常见病住院服务和康复治疗的医生，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级医院;本应用于看小病、防大病、慢病管理的医保资金，越来越多地被虹吸到三甲医院。

目前，三甲医院日益呈现出上下通吃的格局，其膨胀的速度越快，相应导致国家的医疗费用上涨得越快、医保资金越不敷使用。

靠行政手段遏制三甲医院扩张趋势，最多是扬汤止沸。釜底抽薪的做法是开闸泄洪，即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引导优秀医生分流到社区，分流到民营医疗机构，形成充分竞争、分级诊疗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

同样是改革，为何在需方和供方各自的改革中，决策者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思路，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而不应该简单归之于“市场派”和“政府派”之间的拉扯。

社会医疗保险体制的建立，缘起于同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既顺应当时社会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也是政府在财政不堪重负下的必然选择。新农合和城居保的建立，以及随后逐年加大的财政补贴，与这个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提高相关，也与政府改善民生、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相关。

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改革之难，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不愿放权，也与根深蒂固的对市场和非公立医疗机构深深的不信任感有关。一个健康、开放、良性运转的医疗服务市场，对其外部的监督监管体制、对行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政府部门简政放权、甚至对独立于行政部门运行的司法体系，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满足这些外部条件，事实上对整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出很高的改革要求，决策者因此顾虑重重。

说到底，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邓小平关于“思想再开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教诲依然是今天改革的关键指导原则。

值得借鉴的台湾经验

在现实中，一些专家尤其国际专家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谙中外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认为中国应在现有大量公立医疗机构的基础上，走向英国的国民医疗体制。这种政策建议忽略了极为重要的一点：中国的管理体制和英国存在根本差异。

目前，中国还处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探索之中。建立法治国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古今中外最核心的经验是让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尽可能不让政府介入微观事务包括医疗服务提供。而英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其公立医院拥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已经实现了“公有、公治、公享”。

中国的公立医院还是行政机构的附庸，非英国式的公立医院。况且，英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一直对医疗卫生体制展开引入竞争的改革，包括起初以建立和完善内部市场体制为主的第一阶段改革，至进入21世纪后集中于扩大患者自由选择权、给予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国家医疗服务)医院更多自主经营权、促进民营医院发展的第二阶段改革，英国学者将其归纳为“竞争和患者自主选择驱动的内部市场化”，即英国医疗体制亦非行政主导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