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医疗政策的研究领域，还是在医改实践之中，医疗服务(包括药品)的定价，均为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集体谈判而成。由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医保机构是公立机构，因此政府自然会通过医保机构参与到药品定价的谈判之中。可是，这种市场化的公共定价制度，在中国却被诸多“医改专家”理解为“政府定价”，并多次质问曾在西方留学的笔者，为什么泰西政府能定药价，中土却不成?笔者在点赞发改委价改破冰之举的系列文章中将泰西的公共定价制度比喻为“九阴真经”，而将中国的行政定价制度比喻为“九阴真经”的速成版“九阴白骨抓”。两者判若云泥，一目了然。

利益之纠葛：维持现状是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利益

当然，除了理念之外，利益之纠葛是阻碍体制变革的深层因素，自古恒常，举世皆然。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来说，纠结不已的小九九自然是五花八门，一一加以分析，需要习得新制度主义真经的学者穷首皓经，写上几十本甚至几百本学术论著。

在这里，劲风吹雾霾，直面诸多利益相关者共同的利益纠葛，即对维持现状的满足和对制度变革的恐惧。在西方经济学中，除新制度主义之外，还有一派新行为主义真经，可帮助我们透视这一纠葛。新行为主义的要诀之一是，人对损失的担忧程度往往大于对获益的欣喜程度，而这一心理特征对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行为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刻的影响。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教授设计了精妙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并提出了赫赫有名的“前景理论”，由此成为新行为主义的大宗师，竟然在2002年跨界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毫无疑问，对于未来损失的担忧，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就是体制改革带来不确定性之时。对于医药领域的价格改革新政，最先迷顿的就是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和绝大多数布衣百姓。他们的迷顿竟然高度一致：价格放开会不会导致价格飞涨。当然，这种迷顿部分来自于头脑之糊涂，部分来自于利益之纠葛。

当然，此种情形的发生并非限于中土，西方世界亦有无数，甚至有美国学者撰就新的经典，详论为什么民众经常拥护或选择有损于其利益的体制和政策，而看起来英明的政府官员或政治家为什么会从恶如流。泰西的学海确是浩瀚无边。

事实上，发改委拟定的医疗价格改革新政，原本既包括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也包括药品价格改革。但在政府各部门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迷惑之中，医疗价改新政先是缩水为药品价格改革，进而药价改革的脚步也进一步放缓。发改委壮士断腕的手术刀和麻醉剂早已备好，但是主刀医生不仅没有洗手消毒，甚至还未从行政定价的噩梦中惊醒。

实际上，价格放开会不会引致价格飞涨，取决于公共定价制度能否形成并且开始运作。当然，我把公共定价制度比喻为“九阴真经”，意味其修炼难度较高。对公共定价制度的实施深感困难的医保部门，还是执着于当下的稳定热炕，而对价改新政的大举不情不愿。

对于价格新政，医疗机构竟然保持惊人的淡定。医界的各路掌门，点赞者都不多，更不要说欢欣鼓舞了。实际上，医界精英对于价格扭曲所带来的内伤，并非不觉。多年来，有关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和医疗服务收费标准过低的怨声，不绝于耳。但是，医界精英，无论是在两会之庙堂，还是在舆论之媒体，异口相同之声却是冀望政府增加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以及政府提高医务人员的工资。他们对于医疗机构与医保机构开展集中谈判以确定价格和支付的新市场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本能地敬而远之。同政府打好交道，寄望于政府加以照顾，依然是他们的技能所在和利益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