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院长身上

最后，在缓和医患关系上，整个社会，包括媒体，应该做些什么?

我认为，首先第一点，坚持改革。每次出现伤医事件的时候，我都要发声。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说话，是在替每一位潜在的患者说话，而不只是在替医生说话。医疗改革如果不快速破局，医生的黑锅会背很久。

接下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尊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连续几年提议设立“医生节”。我在提案里有这么一句话：尊重是另一种约束。我们已经有了教师节、护士节，为什么不设立医生节?设立医生节，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种约束。

第三点则是，就事论事，不要迎合情绪。相当多的医生对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不满意。媒体也有它的市场压力，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媒体人从迎合社会情绪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报道准则，但这是短期策略。长期来看，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个医患冲突案件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扩充成社会对立情绪。

第四点，法律要跟进。我希望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红绳。出了事情就把灵堂搬到医院大堂的行为，必须杜绝。

第五点，我也要提一下，医学是科学而不是神学。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情绪：我把病人交给你，你必须给我治好，不能出任何问题。请问，哪个医生能够做到?虽然现在医学已经进步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疾病也在发展啊。我们应该让全社会都知道，目前有相当多的疾病，可能被控制、可能被减轻，但不大可能被治愈。

科学本来就是有成功、有失败、有探索，还有曲折的。但是，现在的医患关系背景下，很多医生都不敢建议患者用冒险的治疗方案。社会需要一种润滑机制、调节机制，不能把风险和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医院院长身上，否则没有医生会选择去为患者冒险。

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采访，一进医院，就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轻。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后上岗的，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们是否也能建立这样的机制?

所以我认为，中国医疗困局的突破，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我们全部的情绪都寄托在每一位医生温和地对待患者上，这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润滑机制和缓冲地带非常重要。我们在座的院长，可以尝试在医院设置志愿者，引入NGO (非政府组织)。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是要有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完成长久的润滑和缓冲。

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

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我的家庭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

我大学毕业回老家，即将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海拉尔。那个地方很偏远。上世纪70年代，我爸那时30多岁，总咳嗽，有时还带血。有一天，他出差要去天津。我妈就嘱咐他，办完公事一定要去医院看看病。我爸去了天津，最后一天才去医院。结果，他被诊断出有癌症，医生不好当面告诉他，只是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走，必须住院。

我爸肯定不干：一堆事情，必须要回去。他掏出车票对医生说，这是我今天回海拉尔的车票，非走不可。医生就说，请你稍等，我去找我们的领导来跟你谈。医生去找领导的时候，我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在天津火车站等车的时候，火车站的喇叭响起来，居然有人找他：海拉尔来的某某某，请到火车站门口。我爸走到火车站门口，下午那位医生，焦急地站在门口等他。原来那位医生记住了晚上的车次。我爸就这样被救护车拉回了医院。

尽管我爸两年后还是过世了，但是我妈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说：“如果遇上这样的医生，加上现代的技术，也许你爸的病就能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