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按什么指标计算“封顶线”，按人头、病种、人口、上年收入，或者按医院规模，甚至按区域联合体等，归根结底都是某种“封顶制”。其实质是社保系统不再试图深入细致地审查每张报销单里的“医学专业内容”，而是将这项工作交给了医院。也就是说，大趋势是卫生系统自查自纠、自负盈亏；这种改革的设计目的大多是希望医院能够有动力去控制费用，因为省下来的钱基本是归医院的。

但这种设计，初衷虽好，隐患却不小。“封顶制”的流行，以及社保定位收缩后造成的“角色”缺失，使卫生系统事实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样的改革模式本身没有错，但需要配套建立完善的第三方监管机制。其中，最迫切的就是对公立医院医生“开处方”的监管及相应的处方药供应机制。只有配以实时和高效的第三方监管机制的药品消费和供应体系，才可能自然生成真正合理的市场价格。靠医院和医生自觉进行自我监督是难以令人安心的。

更何况，按照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这很可能会对各种医改政策的实际落实造成冲击。在中国，通胀的顺序很可能是“资产—物价—工资”。也就是说，未来几年物价的上涨会领先于工资的上涨，从而更加领先于与工资挂钩的社保基金的增长。在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下，卫生系统将很难控制住医疗总费用和成本的上涨，更不要说主动将社保病人的花费控制在“封顶线”以下来为医院或国家社保基金节约费用了。

这样下去，很可能的结果就是，社保基金的花费总是被花到最高封顶线，医院反正难有结余，也就放弃费用控制了。对患者而言，因为通胀的原因，其所得到的服务和保障水平事实上是在下降的，实际负担加重。若引发民怨，这些试图“封顶”的医改措施也就达不到其初始设计的目的了。

老龄群体的长期药品供应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该《报告》还专门提到，在中国这样正在高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加强慢性病和老年病长期用药的管理是十分关键的，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其价值绝不仅限于入选目录里几十种药品的直接费用的降低，更大的意义在于能够大大减少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对医院的依赖和访问次数，极大地降低医疗服务费用和检查费用，减少有限的医疗资源(尤其是大医院的急诊资源)的浪费，并激活各级医疗机构的交流，缓解大医院压力，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卫生机构的作用，使医改的各项基础投资和措施更能融会贯通。

与会专家也指出，在这个即将来临的大挑战面前，承受压力最大的“社会人群”就是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生、老、病、死最容易诱发绝望情绪，整个社会集聚的压力最有可能在这个群体中引爆。所以，将这个人群的医药福利管理问题分离出来、优先解决，具有重大的国家战略意义。